大明影帝们的最后演出

文丨难得君

最近看明史，就跟大家聊聊崇祯临死的话题吧

公元1644年3月18日，李自成攻陷北京，崇祯自杀，大明覆亡。

在崇祯最后的日子里，这个刚愎自用、严苛多疑、残忍冷酷的帝王，终于放下了一贯高傲的架子，低声下气哀求臣子和亲属，给防守帝都的官兵们捐军饷。

都是一帮影帝：

皇帝当铜壶、大臣卖锅碗

后世的历史学家认为，明亡的最主要原因，是社会底层的百姓没有活路，下层士兵没有活路，而造反是唯一的出路。

大明存亡之际，朝廷的出路是用赈灾减税给百姓灭火，打豪强夺财产以充国库。与其让百姓杀豪强，还不如朝廷杀豪强，还落个好名声。

但崇祯不，他很享用当影帝的感觉，他重视的是自己的公众形象。

首先，崇祯自己省吃俭用，节衣缩食；宫女不够用了，也不扩招。他甚至把宫里的金银器皿、大殿里的铜壶都当掉了，充作军饷。据史料记载，崇祯把宫里储存的人参都变卖了。

崇祯很懂得舆论导向，所以只要求官员们捐钱，而不要普通百姓捐钱。他似乎还沉浸在大明盛世的幻觉中：百姓们，你们看看，我们的官员比你们还苦，比你们还努力，你们还有什么不知足的？

当然，搞舆论导向，一定要树立典型人物。

第一个站到舆论风口的是一个60岁的老人，他来到户部，热泪长流，捐出了自己毕生积攒的400两银子。崇祯得知后，马上给他赏了一个“锦衣千户”之职。于是官媒启动，大肆宣传，老人瞬间名扬天下。

接着，高级官员们开始行动了：内阁首辅魏藻德，捐500两；太监首富王之心，捐1万两……

崇祯原本设计的荣誉奖励“以3万为上等”，但很可惜，富甲天下的高官们最多的只捐了2万，绝大多数“不过几百几十而已”。

朝廷是真的缺钱，缺救命钱，但官员们却卖力的配合皇帝表演。

他们其实心里清楚，也许大明王朝已经气数尽了，谁知道明天是什么样呢？把钱留下，也许明天还能保住自家性命。

于是权贵们开始纷纷哭穷，各种夸张的表演：有把自家锅碗瓢盆拿到大街上练摊的，有在豪宅门上贴出“此房挥泪甩卖”的……

经过广大观众评比，最佳表演奖：崇祯的老丈人——周奎

故事情节是这样的：崇祯派太监徐高上门拜访周奎，先不提钱的事，一上门就给周奎封侯，然后说，皇上希望你捐10万两银子，给大家带个头。

周奎不愧是影帝，立马哭得死去活来：“老臣安得多金？”（我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啊），为了表明自己没有撒谎，他说家里穷得只能买发霉的米吃！最后，他坚定地给皇帝女婿的打了个一折，只捐1万两。

这天是3月10日，距帝都陷落、崇祯自杀还有8天。

▲景山公园崇祯自缢处

崇祯听徐高回复，很郁闷，也不好逼国丈大人太甚，但皇帝想，1万两太少了，怎么做榜样呢？于是把数额从10万两变成2万两。周奎眼看糊弄不过去了，怎么办？于是进宫去找女儿周皇后求援。周皇后深明大义，要求父亲也要深明大义，为权贵们作出表率。做完思想政治工作后，周皇后拿出5000两银子给父亲。

人啊，往往习惯成自然，哪怕在危机关头。周奎把女儿给的5000两银子，先揣进自个腰包2000两，只捐了3000两，合计前面的1万，他总计捐出1万3千两。

劝京城权贵们捐款的同时，崇祯还让每一个大臣从自己故乡推举一位有能力捐款的富人，只有南直隶和浙江各举一人，“余省未及举也”。

轰轰烈烈的捐款救国运动胜利落下帷幕，帝都各界达官显贵慷慨解囊，总计募捐20万两。

实际问题根本没解决

尽管崇祯高举国家、民族之大义，对权贵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，但权贵们死活就是不出血。

国库依然空虚，守城士兵依旧挨饿。

3月6日京城陷落前12天，赵士锦奉命接管国库之一、工部所属的节慎库，3月15日办理交割手续。

赵士锦后来写了《甲申纪事》及《北归记》两篇文章。

《甲申纪事》中写道：“新库中止二千三百余金。老库中止贮籍没史家资，金带犀杯衣服之类，只千余金；沅为予言，此项已准作巩驸马家公主造坟之用，待他具领状来，即应发去。外只有锦衣卫解来加纳校尉银六百两，宝元局易钱银三百两，贮书办处，为守城之用。”

《北归记》中，赵士锦感慨：“国家之贫至此！”

鹰犬统治说是饮鸩止渴

当一个王朝已经失去存在的道义基础和自我进化能力的时候，帝王对舆论的兴趣往往高于搞钱的兴趣。

崇祯清楚，舆论是必须的，搞钱也是紧迫的。没钱，饿肚皮的士兵们随时都可以倒戈。

但是，崇祯内心深处最大的恐惧，是自己统治的合理性。他急于抓住一切机会，证明自己的每一个行动都是合理的，他坚决不能容忍任何对自己掌权能力的质疑，所以他要控制一切舆论，神经高度过敏，一点点风吹草动都会让其大动干戈。

明王朝就在最后一次的舆论工作中，丢掉了正确的方向。守城士兵没有军饷，为什么要卖命？史载，闯王大军围城之时，京城守军倒卧城头，“鞭一人起，一人复卧”。

对官员而言，装傻就是最稳当的求存之道。末日政权能够接受贪腐，却不能接受对其合法性的质疑。暗地里贪腐是纪律问题，贪腐被公开，则可能转化为对王朝的批评，皇帝为了自证清白，往往大开杀戒。对官员而言，捐出大笔的钱，是死，因为明朝的官员工资很低，如果你是清官的话，哪来这么多钱？肯定是贪污！不捐或者少捐，朝廷的灭亡也许就在眼前。但是比起背负骂名，马上被搞死，这些老油条的官员还是愿意选择后一种结果。因为，在第二种结果下，未必会死。

更多的官员未必会考虑这么多，他们只是出于狭隘、卑鄙的本性，和大义玩起了游戏。这就是王朝统治的悖论之处，收集鹰犬有利于排出异见，加强统治，最后呢，这些鹰犬会成为王朝灭亡的推动者。鹰犬往往是最卑鄙最自私最没有智识的一群人，他们没有信仰，没有担当，没有远见，只有表面的服从，和他们的利益，他们冷笑着看着这个王朝灭亡，心里在打投靠下一个主子的主意。

卑鄙的朝廷，卑鄙的官员

明朝最后一任内阁首辅魏藻德，状元出身，在危难之际走马上任，崇祯对他寄予厚望。

城破前3天，崇祯问他有何对策，并说：你只要开口，我立刻下旨照办。魏藻德跪在地上，屁股撅得老高，一声不吭。崇祯气疯了，一脚踢翻了龙椅。

大臣没对策，崇祯没对策，那就大家一起等死吧！

崇祯，一个行为艺术家，他努力工作，不贪女色，不爱钱财，他似乎在努力证明：误国皆大臣。

但是，城破了，皇帝死了，内阁首辅魏藻德大人没死，他投降了。

李自成问他：你为什么不去殉死？这个无耻之人回答说：“方求效用，那敢死。”(我正准备效力新朝，哪敢去死。)

表演结束

王朝和鹰犬都没有好下场

大明王朝末期，豪强掠夺，百姓失地，沦为奴隶或流民；司法黑暗，老百姓伸冤无门。朝廷抛弃老百姓，老百姓自然也抛弃了朝廷。谁当皇帝，关咱啥事，咱不照样当老百姓吗？

一个靠镇压和鹰犬维系的王朝，王朝上下没有利益共同，没有信任与共识。朝廷上下都在争夺利益，却谁也不肯担责任。

大明灭亡，浩劫来临，接踵而来的是数十年残酷的战争，无人能够置身事外。明末清初人口损失惨重，后来才有了“湖广填四川”。

魏藻德，勉强捐了500两银子的家伙，想投降被拒。李自成手下大将刘宗敏指责其身为首辅而误国，魏藻德辩解道：“我本是书生一个，根本不懂得政事，加上崇祯无道，所以才亡了国。”刘宗敏听了大怒说，你从一介书生到状元，不到3年就做了宰相，崇祯哪点对不起你？你竟诋毁他。说罢，命人掌其嘴数十下。

随后，魏藻德被刘宗敏抓捕入狱，受到夹棍夹断十指的酷刑下，交出白银数万两。堂堂内阁首辅才几万两银子身家？刘宗敏继续用刑，5天5夜的酷刑后，魏藻德因脑裂死于狱中。他的儿子魏追征又被逮捕，魏追征说：“家已罄尽。父在，犹可丐诸门生故旧。今已死，复何所贷？”旋即被斩首。

周奎，崇祯的老丈人，当初哭着喊着只肯掏1万两银子，在妻子、媳妇被迫自缢、长子被打死、自己和次子、侄子被严刑拷打几乎丧命的时候，不得不交出300万白银巨款和全部家产，不久周奎就愤恨而亡。

前内阁首辅陈演，哭穷的重臣，被刘宗敏囚禁后，主动交出4万两白银“助饷”，稍后，其家仆告发，说他家中地下藏银数万。农民军掘之，果见地下全是白银。刘宗敏大怒，大刑伺侯，再得黄金数百两，珠珍成斛，被刘宗敏释放。4天后，李自成出京攻打吴三桂，因害怕明朝旧臣趁机在北京作乱，陈演仅获4天自由便被斩首。

这些在崇祯面前哭穷的高官显贵们，在闯军的酷刑下，纷纷交出了惊人的财宝。当时京城之间，棍杖狂飞，炮烙挑筋，挖眼割肠，北京城内四处响起明朝官员的惨嚎之声。同时，城中富民不少人也被加以拷掠，平民的薪米尽被农民军抢掠以供军用。城内饿尸遍地。史料记载：经过残酷拷掠，李自成军共得银7000多万两，均让人重新熔铸成巨大的中间有孔窍的方板状银板，运往西安。

最后，喜欢读中国历史的朋友都知道，被扭曲的历史，真的没法看。历史没有绝对真相，就算名家如司马迁、吕思勉，他们各自笔下的国史都会因特定时代的意识和观念而偏离事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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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文化和学术传统的不同，西洋人、东洋人观察中国历史的角度和兴趣、重点不同，而在世界范围来看，恰恰是日本学者对中国历史的研究，是水平最高的。

一方面，日本历史和文化深受中国的影响，使得日本人更了解汉文化；另一方面，日本学者会从更宽阔的东亚范围去看待中国，能避免受到“唯中国论”的影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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难得君：

一个三观很正

的温情大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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